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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闽剧《北进图》的创作随笔(王羚)

热度 1已有 963 次阅读2013-1-30 15:13 |

几乎所有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艺作品,都把目光聚焦在以他收复台湾这一丰功伟绩上大做文章。我不想蹈常袭故,为了能另辟蹊径,从这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身上,找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,创造、丰富戏曲舞台上更为独特、鲜明的艺术形象。我倘佯于一切有关于他的史料,埋头在字里行间寻觅着……

一日,偶然于书中看到郑成功拒绝清廷封诏所言:“我一日不受诏,父一日在朝荣耀。”而引起了我的思索,为什么矢志抗节的他,还会对早已归顺清廷的父亲,有着如此的牵念和眷顾?或许只有一种理由可作此解,那就是“血浓于水”。虽然,他们父子对时代有着各自截然不同的选择,但骨肉之情恐怕很难就此泯灭。想到此,创作的激情便于瞬间升腾了起来。我想,我找到了自己想要所写的那些事了。  

歌德在《谈话录》说:“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。”完整性和有组织性是一切艺术成品的必要前提。但历史从来只注载事件的结果,它构不成有血有肉、有情有感的艺术形象和戏剧情节,难以铺衍成剧。如何依据史料,创造出一个完整、可信的故事?这需要剧作者调动起生命所有的感知、理解、意志、想象等;去细致揣摩“当事人”的个性心理,剖析他们外部行为的内在驱动力。用看待“活人”的眼睛,看待他们。这不仅是创作者对待创作的态度,更是超乎于理性创作之上的对历史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。如此,或许就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他们心跳的律动。或许他们自己就会告诉剧作者,他们曾经是怎么做的。

回溯郑芝龙、郑成功父子二人决裂的过程,我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在急剧变动的时代,各自所作出的选择是那样的无奈、痛苦。这种无奈和痛苦,不但是历史本身所给予的,更多的是他们双方间的相互给予。所以,面对已然定局了三百多年的历史事实,我不敢以固定的思维对待他们,把他们简单的归纳于忠与奸、是与非的二元对立范畴。那样,绝不足以写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,活着的人的真实态度。尤其是身处于南明王朝最为艰险时段的郑家父子。所以,历史事件,对于剧作者而言,如是寿山石雕刻师手中的石头,既要尊重其天然纹理,还要尽可能开掘出它最大的情感能量和艺术价值。使之在创作中升华为对人性的认识价值,实现和完成“史”与“剧”的自然融合。基于自己对创作的设想,我以“北进”作为叙事平台,让郑芝龙、郑成功这一对充满了戏剧性的人物关系,借助这个戏剧行动,诠释他们内心中错综复杂的情感,演绎他们的各自所图。

随着创作情感的深入,我愈发清晰地感受到郑成功无悔的抉择中,隐忍着无比的巨痛。极尽“孝道”的他,以身冒险迫使父亲北上御敌,与其说这个最无可奈何的办法,是在极力劝勉父亲拯救危亡在即的南明,不如说这是一个儿子不惜用生命来维护父亲的尊严。当他改变不了父亲的意志和选择时,却毅然举起“杀父报国”的旗号,以凝聚抗志。这一极其乖离“孝道”的举措,表明了他在大是大非前的人生态度和生命的价值取向。“别孔庙、焚儒衣”,不但昭显着他从书生蜕变为战将的决然,更是他自我的精神洗礼,是英雄伟大人格的自我实现。诚然,真正的历史悲剧不在于有所选择而选择错误,而在于根本就无从选择。然而,在历史的长河中,民族有强弱,朝代有兴衰。唯一不朽的,只有这股充沛天地、彪炳日月的浩然正气。通过创作《北进图》,加深了我对郑成功的景仰和敬佩。当看到郑成功死后,作为胜利方的康熙皇帝为他题写“四镇多二心,两岛屯师,敢向东南争半壁;诸王无寸土,一隅抗志,方知海外有孤忠”的楹联时,心中不由地涌动着感激和欣慰。对高尚节操的褒扬,对伟大人格的推崇,是古今中外所有民族的共性,也是人类的共性。

作为剧作者,我以剧中“北进”的行动,来完成郑成功自我的“气节”坚守。笔此,让我唱一句剧中的唱词:“柔翰难著鼎新志,蘸烈血,写一笔正气示后人……。”以此与这个遥远的英雄,做穿越时空的共鸣吧!

发表评论 评论 (1 个评论)

回复 闽水情 2013-5-10 04:28
郑成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。驱荷夷、收台彭,后人敬仰。《北进图》、辟新径,闽剧艺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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